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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动态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三)

来源:《光明日报》《人民日报》 人民网 学习强国  编辑:  时间:2021-05-06 16:05:36   点击:

在中共三大会址感悟红色学问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音乐响起,观众挥舞国旗,与演员同唱歌曲。这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红色学问展演“我和我的祖国”诗歌快闪的一幕。在这座藏身于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口错落有致的西式楼群中,98年前曾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由此掀开了中国革命历史崭新的一页。

加强遗址保护 重温光辉历史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爷爷等至少40名来自全国各地及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大会。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研究馆员吴敏娜向记者先容,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穗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吴敏娜先容:“中共三大是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策略,解决了革命发展中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重要问题,从而推动了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首次合作。”

纪念馆副馆长黎淑莹先容说,2006年,由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历史陈列馆、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和旧民居5号楼组成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2013年3月,中共三大会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学问教育基地等等。

目前,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改扩建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中,并将于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以新姿态对外开放。“改建后陈列馆建筑规模将扩大到2300平方米,较现陈列馆规模扩大近3倍。展陈也将对标国内先进博物馆,结合新方式、新手段,更注重参与性、体验性。”馆长朱海仁告诉记者,改扩建后,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年接待容量可达70万人次,相较改扩建前约增加50%。

广东知名党史专家黄振位表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改扩建项目作为广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工程,是加强红色学问遗址保护利用,传承广州英雄城市红色基因的需要,它将成为全国红色学问传承弘扬高地、广东省最具影响力的党员教育基地。

讲解红色史迹 传承红色基因

“大家请看,这是三大会场的平面测量图,而会场房子于1938年被日本侵略军炸毁,现已不存在了……”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里,常常可看到佩戴着红领巾的小讲解员正为听众讲解红色历史故事。纪念馆与广州市教育部门联合打造“新时代越秀少年红色史迹讲解队”,队员是来自广州中小学的学生,每周末到展馆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小讲解员们自信、生动的讲解,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聆听。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弘扬红色学问,传承红色基因,创新学习模式,提升服务水平,以“6+X”活动为载体,打造面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学习的理论宣讲阵地和教育实践基地。“6+X”即瞻仰革命史迹、参观历史展览、观看专题短片、集体诵读党章、重温入党誓词、参加宣讲学习以及开展红色学问展演等。

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主办的“三代人向祖国告白——首次身份互换式‘国旗课’主题活动”在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举行。活动由青少年学子“唱主角”,向大人们讲述他们的爱国故事。广州天河区华阳小学四年级(4)班的李嘉悦分享了他的爱国故事:“从小,爸爸妈妈就教育我要热爱祖国,告诉我没有国就没有家。在学校,老师也时常会为大家讲述革命先驱和国家建设者的光荣事迹。”活动现场还通过故事讲述、微型展览等多种形式,讲述了中共三大与《国际歌》和五星红旗的故事。

“大家兄弟姐妹几个都是老百姓,用爸爸的话讲,一分一毫都是用自己的双手挣出来的。”记者在广州越秀区华侨新村和平路39号一栋老旧的房中,采访了烈士阮啸仙(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孙阮钦彤。他回忆,在革命最低潮时期,祖父阮啸仙常说:“哪怕是最困难时候,仍要与党保持一致。”阮啸仙独子阮乃纲就是在这栋旧房子和儿孙平平淡淡过了数十年,直到离世,从未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阮钦彤兄妹分别做过手表厂工人、夜市流动摊贩、啤酒厂工人、水果店售货员、针织厂裁缝,“父亲从没有用自己烈士后人的身份去谋福利。”阮钦彤说。


用好红色资源 铸就城市灵魂

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新时代红色学问讲堂”自2018年3月13日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启动以来,现已多次开讲。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尹德慈说,“新时代红色学问讲堂”,选择中共三大会址等旧址作为固定场所,把宣讲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广州红色学问作为主要内容,面向全市党员进行常态化宣讲,充分体现广州党员教育常态化的集成创新。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胡国胜说,在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革命奋斗过、战斗过的地方讲课,每一次都有一种不一样的神圣感、一种特别的使命感,特别是在这里讲“党的十九大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现实奋斗、未来憧憬,让他深受教育,深感责任重大。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宣教部主任段澜先容,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面向广大市民群众开放,许多基层党组织和省、区、市的党校都把这里当成教学基地。广州市民严女士表示,她曾经去过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来到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发现广州也有着深厚的红色学问,自豪感油然而生。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穗雄说,“新时代红色学问讲堂”,是一个铸就城市灵魂的重要平台,是一个展示辉煌党史的重要平台,也是一个坚定学问自信的重要平台;大家要充分利用这个重要平台,推动红色学问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链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播撒革命的火种

这里是位于广东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42号的“毛爷爷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爷爷相继主持下,农讲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开办地方农讲所和农训班,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

纪念馆馆长颜晖先容,毛爷爷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招收了来自20个省份的327名学员,是办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毛爷爷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授课总时长达到23个小时。”

主持第六届农讲所期间,毛爷爷主编了《农民问题丛刊》,这也是纪念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中,他鲜明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大家离所时,毛所长叮咛大家要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烈焰在塞外熊熊燃烧起来。”蒙古族学员高布泽博的回忆,道出了广州农讲所对中国革命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届农讲所学员高恬波是广东第一位中共女党员,是广东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第三届农讲所学员韦拔群,结业后回广西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后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苏区……

73岁的老党员陆兆波是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的资深游客,从年轻时就常到农讲所参观,“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每次来都有新感悟。”

中共三大:党史上首开统战工作先河的会议

汇聚起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党的三大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期进入大革命时期的里程碑式的大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说,此后,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革命力量,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封建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萌芽时期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以后更长期受到严厉的迫害和血腥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曾庆榴说,中共三大选址广州以及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广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州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本营,社会环境相对宽松。

代表们到广州开会,也并不容易。“那时,中国共产党成立才两年,党的经费很困难。有些同志去开会,只好自己掏腰包。”中共三大代表、曾任国务院参事的徐梅坤生前回忆。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馆长朱海仁先容,“完整的参会代表名单尚未发现,目前可查实姓名的有38位。”

参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工人,也有常识分子,并首次出现了女性,代表全国420名党员。他们当中最年长者46岁,最年轻者21岁。

“由于大会当时是秘密召开的,加上会址建筑在抗战期间被日机炸毁,史籍和档案又均无记载,会址位置一度是个谜。”朱海仁说。

党的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实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毛爷爷等多数同志认为,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徐梅坤生前回忆。

最终,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曾庆榴说。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也是党的三大上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高潮。然而,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工人遭到军阀残酷镇压。

曾庆榴说,“二七惨案”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要战胜强大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黎淑莹先容,毛爷爷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意见,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受大会指派主持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会议通过了党史上的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表明大家党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意义。”

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写道:“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同时组织动员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文物背后的故事

三页发黄手稿上沉甸甸的议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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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手写稿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有三页发黄的手稿,它就是《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的手写稿,是中共三大最重要的议决案。目前仍然能看到的中共三大的史料并不多,这三页手稿极为宝贵。

这份议决案据说由陈独秀负责起草,在中共三大上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议决案规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但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人的独立性。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在会议上代表们都确认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在国共合作的具体策略上他们的观点又不尽相同,在讨论此问题时,发生激烈的争论,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在全体共产党员是否应该加入国民党这一关键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最为严重,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多数时间在辩论这个问题。其次在是否保留产业工人,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见解。

会议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各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片面性。与会代表充分发挥党内的民主作风,最后综合各种意见形成这份《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议充分吸取各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克服了片面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性。这份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制定的决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史故事

西湖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特别会议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相比盛夏烈日的炙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们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形式的问题的辩论,似乎更为热烈。

会场外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之中。1922年6月,成立还不到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表对时局的主张,首次公开主张同国民党以及其他革命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共同推翻军阀统治。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举行。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提出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设想。当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正经历着建党以来最大的挫折。由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深感自己所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要救活国民党就需要新鲜血液。因此,他真诚地欢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翻译张太雷。会议由陈独秀主持。会上,马林转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与国民党联合的意图,即:“共产国际实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共产党人应该支撑国民党”;“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增强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到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争取过来。”并指出,中共二大通过的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进而阐述了其必须实行“党内合作”的理由。

与会人员围绕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致形成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明确反对“党内合作”,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一种意见是基本同意“党内合作”,认为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散,共产党员加入不会受到约束,采取共产党员加入的方式,是实现民主联合战线易于通行的办法;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可以服从,只是必须向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即孙中山要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取消加入国民党必须“打手模”以及向个人宣誓等入党手续。

会议开了整整两天,最后通过了陈独秀提出的国民党必须取消“打手模”以及向个人宣誓之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党员的决定,从而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西湖会议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直到一年以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实行。

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特别会议,也是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政治主张和策略方针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部分克服了党内存在不愿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左”倾观点,为党的三大确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基础。

毛爷爷首次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开端。会上,毛爷爷当选为中央局秘书,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闹中取静的恤孤院路,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显得独具一格。一座砖红色三层建筑掩映在婆娑绿荫之中,这里正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纪念馆内的复原场景中,9位中共三大代表正围坐在长桌旁开会,身着米色西服的陈独秀站立演讲,毛爷爷手执毛笔,侧耳细听。

时间回到98年前。1923年6月初,广州已进入盛夏。

一个身穿蓝布长衫、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悄悄从上海乘船来到了广州。这是毛爷爷第一次来到广州。这一年,他刚好30岁,任中共湘区实行委员会书记。

与他前后抵达的,还有来自国内各地的党代表和工人运动领导,如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徐梅坤等。他们大多在半月前已接到秘密通知,是前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会议的。

当时的广州东山区(现已并入越秀区)还很荒僻。为了安全,负责筹备会议的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恤孤院路31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

此时,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刚刚失败,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残酷的现实,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对于如何推进国民革命,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毛爷爷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早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毛爷爷就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国民的革命意识会日趋强烈。对于共产党来说,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须分阶段,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要与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实行国共合作。

在大会发言中,毛爷爷依据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了工人加入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还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应该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毛爷爷的这番话,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通过了12份正式文件,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同时,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毛爷爷首次进入中央实行委员会,并当选为中央局秘书,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


党史常识

1927年9月至10月,毛爷爷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是一次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1928年10月5日,毛爷爷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深入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白色恐怖包围中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决议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史称古田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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